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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標題：意大利的精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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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尾蜂 發表於： 2006/05/14 05:23pm

艾柯講過一個尋找獨角獸的故事，說整個中世紀傳統使歐洲人相信世界上有一種叫做獨角獸的動物。馬可·波羅游歷中國時也在尋找這種獨角獸，歸途中在爪哇他見到了一種很像獨角獸的動物，但它是黑色而不是白色，頭像野豬而不是馬，顯然他遇到的是犀牛。但“他沒有能力指出，他見到的是一個新動物，而是本能地試圖用他過去熟悉的形像來定義這一新動物”。而馬可·波羅在向中國講述他自己的故鄉時，他的聽眾也會以熟悉的音調來定義他的敘述。艾柯以這個故事來寓意，人們總是會背負各自的文化行囊去裁剪定義別的文化事實，在這個意義上，意大利也許一直也是我們的一只獨角獸:它歷史久遠，人民熱情，有家庭觀念，這些被認為與中國人接近的形像其實出自很不同的精神氣質。

家園與市場

只要走進意大利，尤其如果第一站是羅馬，很快會形成一個最表面的印像，城市的面貌雜蕪讓人一時難以整體體會它。當然外來人預先都可以了解到，在歐洲只有意大利經歷了年代最長又一脈相承的歷史滄桑，歐洲文明的三個組成因素——希腊古典，基督教，文藝復興——只有在意大利，這三種文明都得到了充分發展。歷史上，拜占庭、北方蠻族、阿拉伯、法國、德國、西班牙，走馬燈似地在意大利留下印記，龐雜離奇、差異極大的文化元素一層層滲透在一起。19世紀意大利統一後，也曾請來規劃改造了巴黎的歐斯曼幫助改造羅馬。歐斯曼像在巴黎拆牆拓路那樣，也要在羅馬大動手術，可剛拆了幾座房子，羅馬人就把他送走了，留下的話把兒是“法國人只會拆”。也許在城市規劃理論上，羅馬人是不理性的，可他們似乎更珍惜留有他們生活印記的家園。

維羅那是離羅馬不遠的一個小城，與羅馬差別如此之大，雖然它有一個至今還在上演歌劇的歌劇院，建築樣式與羅馬的鬥獸場相似。它本來也的確就是一座有近2000年歷史的古羅馬競技場，1913年，作曲家威爾第誕辰100周年時候，出生在維羅那的男高音歌唱家澤納泰洛提出建議，在這裡演出威爾第的著名歌劇《阿伊達》，它才成為歌劇院。在小城磚砌的城牆裡，到處都流露著一種退休後自得其樂的散漫，無論是歌劇院旁邊收獲的年輕人或咖啡店的老頭，而它著稱於今的，卻是作為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故鄉。1259年，馬斯提諾·斯卡拉從一個暴君手裡解放了維羅那，號稱這個城市的第一公民，在他的繼任者統治期間，曾有卡皮裡提和蒙提奇兩大地方勢力的政治爭鬥，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會成為莎士比亞筆下的卡皮裡斯和蒙特塔奇兩個仇家。這個傳奇故事不僅傳誦了小城的浪漫，也記下了它的城市生活。

威尼斯又有完全不同的氣氛，且不說建築上的區別，如果你走進威尼斯的一個菜市，山響的叫賣聲立刻會提醒你這裡是一個有1000多年歷史的商貿集市。

10世紀後，德國人建立的神聖羅馬帝國統治了意大利的大半，但對於意大利人，這個帝國只是個天高皇帝遠的架子，從那時起到16世紀，名義上屬於皇帝的意大利一直處於政治上嚴重分裂的狀況。所以在意大利的每個城市，雖然都有一些樣式相同的建築物，但一個個城市的整體面貌是如此不同。意大利的朋友進一步對這個帶疑問的印像給出了一個詞語上的解釋:意大利文中的國和鄉是同一個字，也就是說，國的概念曾經僅相當於家鄉的範圍，家鄉城市是作為一個政治文化個體生存的，因此有各自的獨立生活。那時的意大利的確也只是個地域概念，並沒有所謂的民族意識。

古羅馬帝國有兩樣東西在意大利留下來，一是羅馬法，二是城市。10世紀時，這個面積不大的地域竟有幾百個城市，有主教的中心城市就有278個。所以歷史上意大利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在城市，而不是像歐洲其他國家那樣在城堡裡，所以它有一個比其他歐洲國家更世俗性的社會。現在羅馬的納沃納廣場，維羅那的艾爾貝廣場，當初都是大市場，可見其世俗化程度。意大利在12世紀就出現了城市文化，或市民文化，當時的兩類文學，一是商人的回憶錄，另一是為了便於經濟活動而寫的交易手冊。在波洛尼亞誕生的大學，最初也是一個行會，波洛尼亞是首先掙脫了神聖羅馬帝國的自治城市之一，1153年就自選統治者，此後200多年一直保持共和政府。市民文學總是好談逸聞趣事，薄伽丘的《十日談》在文藝復興研究者看來只不過是高起點的市民文學，有離奇的情節，有滑稽的笑話，有風流趣事等等。意大利語進入文學也被認為是這種市民文化的促成。使用意大利語而不是拉丁文寫作在後來又被認為是意大利民族意識的蘇醒，為以後意大利統一打下了情感基礎。18世紀拿破侖統治意大利時，取消了邦城國界，同時也刺激了意大利人的反抗，各城邦於是開始把自己看作是意大利人了，在這之前他們是羅馬人、那不勒斯人、托斯卡那人……葛蘭西說，這時，意大利的民族意識“才從文學作品中擺脫出來，變成政治實踐”。即使在這時，還有“祖國來了，快跑啊”的抵觸，只是民族統一最終與掙脫外族統治獲得長久的獨立聯系在一起，才成為整個意大利的共同實踐。

意大利從未遭遇到完全的封建制度，貴族的力量一直附庸於都市和商人的力量。長期的分裂自治，城市間獨自發展的文化，造成了城市間差別很大的文化面貌，城市、外族、教皇等力量之間的爭鬥造成了迷宮似的意大利歷史，即使是史學，也要分條縷細地來寫《佛羅倫薩史》、《那不勒斯史》等各種城市史。

分裂的民族，危機時時出現，歷史學家分析說，生活在混亂、迷信和爭鬥之中的心靈，會對危機做出像征和幻想的回應，典型就是米開朗琪羅，他塑造的形像總是雄偉健壯，他本人的斯巴達式生活可能也是對時代災難的像征性回應。

文藝復興在意大利其他城市發展時，各有發揮和張揚的傾向，威尼斯是意大利城市中保持獨立時間最長久的共和體制，富足而獨立，市民生活樂觀外向，威尼斯畫派鮮艷熱烈的色彩似乎就是它自然環境和人性的特色。

佛羅倫薩是羅馬共和國的最後一個堡壘，保衛它的自由是很多本地人的基本德行。到佛羅倫薩就如同進入了一個時間隧道，來到文藝復興時的城市。

人和自由

說到文藝復興，在那兩個世紀裡，意大利是歐洲知識和文化的領袖，這時期也是它政治上最無能為力的時期。史家分析，分裂的城市間多種力量的爭鬥給意大利帶來了政治危機，同時卻提高了生活和思想的熱度，發展出敏銳的心智。

對城市人來說，與人交往是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出於對自己城市生活的維護和肯定，與人交往被認為是完整的文明生活，貶低教會宣揚的禁欲修行，以此在思想上抵抗教會勢力對城市的政治干預。彼德拉克首先用詩文正面提出了人文學的概念後，他得到了巨大的榮譽。後來的人文學者布魯尼直言說:“一些人認為學者必須深居簡出，可我從未見過一個逃避同他人交談的偽君子能認得幾個大字。……回避同人們交談的人只能說明他們智力低下，並且沒有學習的願望。”也反對宗教靜修的波焦說:“從孤獨的道德中只能產生粗俗的崇高。”在文藝復興早期有很多類似的宣言。一個詩人寫道:“作為人首先就意味著與他人交往，愛孩子，愛家庭和家鄉。”寫了《論自由》的人文主義者裡努奇尼也說:“我們生活在人與人之間，無論我們的職業是什麼，總要具體地表現在人的關系中。”

對人之間的交往這麼鄭重其事地強調很可能在往後的歷史中潛移默化地滲透到意大利人的精神中，讓我們無論在與意大利人交往還是在它的影視作品中都看到一種熱烈的輕松的人格傾向。

米郎多拉在《關於人的尊嚴的演講》裡，更以上帝的名義給了人充分的自由，並毫不掩飾地聲稱:“我們是人，沉思默想對我們不合適。……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學科就是掌握生活的藝術，只有這樣的學科才會把我們引向快樂和幸福。”什麼學科屬於這種學科，波羅尼亞大學最初設置的課程是研究法律、外交政治、市政管理，這大概是一個說明。

文藝復興的注意力是把思想的中心從上帝那兒拉到人和俗世現實，盡管人文主義者們對柏拉圖的理想和基督教的教條同樣尊崇，想把二者合而為一，最終，還是接受了理性的裁判，就像蘇格拉底一樣，間接地不自覺地破壞了聽眾的信仰。在傳誦基督故事和裝飾教堂的時候，他們傳播的卻是俗世的美感，是健康快樂而不是罪惡的人體，聖母可以露出乳房喂養基督，流露的信息是基督的人的血統。而達·芬奇《蒙娜麗莎》的價值也在其把一個世俗人畫成了一個自我完整的小宇宙，既不仰望上帝，也不低頭沉思，達·芬奇本人如此珍惜這件作品，以至於走到哪兒帶到哪兒，到法國帶到法國，至今她不是還留在法國？

文藝復興人承認的唯一不朽是偉大事跡的記錄，是行為而不是上帝，能使人獲得光榮或恥辱。贊助藝術的人，如科西莫·梅迪奇，除了用輝煌的藝術來宣揚這個邦國的強大之外，也希望以此達到人文主義美化的俗世的不朽，他確實做到了。美國歷史學家杜蘭以為，這種心理正是文藝復興的強大動力。對創作者，杜蘭描述說:意大利的混亂中，那些殘缺不全的古物遺跡仍然是足以引起自豪感的，這兩方面培養了學者的幻想和愛國的夢想，所以即使在貧困中，藝術也能得到微薄的津貼，詩人也會忘記現在，為未來而頌。彼德拉克在成為桂冠詩人後興奮不已地歡呼:“沒一樣東西能以如此小的努力或憂慮作為代價，而能在生命的變遷中，從頭到尾地陪伴著其主人。

由於放縱了人類的本能，意大利人同時實施著他們的文學和暗殺，他們的藝術和搶劫，他們的祈禱和褻瀆，這是在別的地方和歷史中沒有機會出現的一種豪邁，在今天的影視中我們還能看到家庭親情與血腥暴力、勤勞虔誠與陰謀歹毒並存的屬於意大利人的某種特定形像。

意大利人把對宗教的虔誠，對先人的崇敬，對世俗生活的迷戀在特定歷史流變中合而一體，這使它在後來的歷史中進一步與經歷了啟蒙主義的法國和工業革命的英國等歐洲國家區別出來。在意大利，知識理性、法律科學、藝術政治最終都停留在由人所構成的世俗生活場景中，而沒有上升到歷史形而上學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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