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產階級要仿效貴族生活，用音樂、藝術美化人生時，西歐地區開始建築大型的公開表演場所，觀眾買票觀賞表演，不僅促進了文化的發展，也解放了許多音樂工作者，他們可以不必努力取悅貴族，創作一些更貼近生活的作品。例如莫扎特的歌劇《費加洛》在維也納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卻在布拉格受到群眾的歡迎，讓莫扎特高呼「還是布拉格市民了解我」，所以他才會安排《喬凡尼先生》（Don Giovanni）在1787年在布拉格首演。當時一位詩人還根據這個故事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莫扎特去布拉格的路上》（Mozartauf der Reise nach Prag），描述莫扎特對布拉格群眾的感想。的確，莫扎特的「晚年」（也不應當稱晚年，莫扎特只活了35歲，30歲已經算是晚年）全靠他作品在布拉格所得的版稅過活。有了這筆穩定的收入，他的生活也不像傳言中的糟糕。我們不要忘記，與莫扎特同時的畫家境遇可能要更糟些﹕觀眾還沒有購票欣賞畫作的習慣，也還沒有博物館收藏畫家的作品，除了王公巨賈之外，畫家不容易找到買家，所以18世紀前的重要畫家多來自尼德蘭，就是因為當地富商較多。雖說音樂家謀生之路較為寬廣，但許多音樂家仍與貧窮相始終，貝多芬就是一個好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