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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於北大，又兼清華、燕大、師大等學校的課。當時北平人文薈萃，錢穆有幸結識了許多學者。除顧頡剛、蒙文通、胡適前在蘇州已相識外，新交有湯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馮友蘭、陳寅恪、吳宓、賀麟、張蔭麟、張孟劬、張東蓀、吳承仕、陳垣、孟森、馬衡、傅斯年、蕭公權、劉文典、楊樹達、余嘉錫、聞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達、吳其昌、賀昌群及由南京來游者繆鳳林、張其昀等數十人。而顧、湯、蒙與錢交誼最篤。這些學人各有所長，世局雖艱，而均能埋首著書，學業有成。在此期間，錢穆常去琉璃廠、隆福寺訪尋故籍，自謂為平生一大快事。所得薪金，除菜米外，盡耗於此。他先後購書五萬冊，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變後無力遷藏，遂致散落。UxF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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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戰全面爆發。不久，北大文學院遷至南嶽。１０月，錢穆與湯用彤、賀麟等由海路至香港，經廣州、長沙抵南嶽。錢穆居此常到山下南嶽市圖書館讀宋明諸家集。一度錢與吳宓、聞一多、沈有鼎合住一屋。馮友蘭把《新理學》書稿送錢穆審讀、批評。學校旋遷昆明，乃結隊經桂林、南寧，過鎮南關轉赴昆明，旋南至蒙自。同事陳夢家曾選讀錢穆通史課，力促通史教科書正式出版，以應時代、青年之需。時文學院復遷昆明，錢穆則借住宜良北山巖泉下寺一別墅，後移居寺中，撰著《國史大綱》。通史課程，前在北平講授四年，遷來昆明後又兩度講授。每週四、六晚間開講，二百餘座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來自校內外的學生或席地，或依壁，或據窗台，或倚窗外，盛況又過北平時代。國人民族意識高漲，加上錢穆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擅長講演天才，感染力強，故講者聽者易引起共鳴，極一時之盛。,i]<V,m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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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於１９３９年暑假攜《國史大綱》書稿至香港交商務印書館。當時規定，書籍著作要經政府審查後方可出版。錢穆這類書，要經審查並依指示修改後呈請再審查，才能付梓。錢穆堅持己見，最後幾經周折才於１９４０年６月按原稿出版。是書引論被學林推重為「近世大文章」。引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政治、社會、學術思想，有其獨立發展之系統，與西方文化發展過程不同。他主張吸收、融合世界各國文化新精神以求變求新，但必同時致力於發掘中國文化系統的獨特性，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抱有無比堅定的信心。他致力於重建中華人文精神，重建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對中國歷史的尊重，堅信中國文化調整和更新的動力與前景必來自先民所貽的文化系統的內部，希冀「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作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於探尋國史真諦，而一意據他人之說，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全書八編四十六章，共五十餘萬言，以民族文化意識貫通全書。其章節標題點醒各時代特徵及變化，充溢著歷史智慧與創識。「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西漢文治政府之演進」、「東漢士族之新地位」、「魏晉南北朝之門第」、「田制」、「兵制」、「宗教」、「唐代之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北宋士大夫之自覺與變法運動」，以及「唐以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各章最為精卓。錢穆對歷史問題的研究，鞭辟入裡，由小到大，由點到線到面。如田制，他能將西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且對別人不經意的每一個細微末節體現出他的春秋筆法、史學精神。錢穆的許多論斷都有重大啟發性，能使讀者舉一反三。如論春秋戰國大勢云：「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征之此前此後，如商滅夏、周滅商、北魏南侵、遼金侵宋、清滅明等，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被同化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在此過程中，華夏疆域不斷擴大，文化亦不斷融和統一。總之，《國史大綱》頗多創見獨識，不勝枚舉。是書出版後，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青年學子，激發了他們抗日救亡的熱忱。soP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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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年夏，錢穆經香港、上海回蘇州侍母，夫人張一貫亦率子女自北平回家。錢先生變換姓名，擇居耦園幽僻地，除時或至上海晤呂思勉外，杜門不出。此時習英文，讀美人所著世界史，並撰《史記地名考》。該書體裁別出，辭簡義盡，將《史記》全書地名，一一考訂無遺。錢穆離昆明之前，顧頡剛已與哈佛燕京學社商得專款，在遷到成都的齊魯大學創辦國學研究所，邀錢氏同往開辦。１９４０年夏秋之際，錢穆離家入川，經重慶，１０月至成都履任。此期間，遷置嘉定的武漢大學歷史系諸生感師資不足，校長王星拱特函請錢先生，獲允講學一月。１９４１年３月蒞校，開中國政治制度史與秦漢史兩課。在嘉期間，曾應馬一浮邀，蒞岷江對岸烏尤寺復性書院講中國史上的政治問題。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在成都西北郊崇義橋賴家花園，地僻幽靜，為讀書佳境。研究員、助理員共十餘人，各自鑽研。錢穆主政期間，每週六舉行講論會，每月一出旅行，師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討論，對諸生啟發很大。當時錢穆應上峰及教育部邀，潛心撰寫《清儒學案》。是書於關學最為詳備，如對李二曲，據其行事特撰一新年譜，展示二曲一生精神。又有江西寧都七子，挑選其相互討論《中庸》未發已發問題，條貫敘述。全書約四、五十萬字。可惜原稿於教育部復員途中，落入長江之中，僅存序目。書序發表在《圖書季刊》上。當時撰著的另一著作為《中國文化史導論》，陸續發表在張其昀、謝幼偉等創辦的《思想與時代》上。《導論》系就《國史大綱》所標 之文化意識及其所致意之各環節，作進一步較系統的發揮。該書從中西比較出發，詳論中國文化產生、發展、演變的歷程，揭示中國文化內在的精神及其獨特的發展規律。當時錢穆在《思想與時代》發表的文章，除《導論》諸篇外，其餘亦皆有關中國文化，而以宋明理學為多。這是錢穆入蜀以來在思想與撰述方面的一個新轉變。錢穆在齊魯大學授課時，也兼任華西大學的課。１９４３年秋，齊魯國學所停辦，錢氏應邀任教華西大學，兼四川大學教席。是秋與馮友蘭、蕭公權等應邀去重慶高級訓練班講學，在重慶犯胃病，返回成都之後，病情加重，遵醫囑休養。此時他靜心讀《朱子語類》，後移居灌縣靈巖山寺，讀《指月錄》。研讀之後，他對唐代禪宗最終轉歸宋明理學這一演變有了較深體悟。l{L4<2}F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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