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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血写下这篇文章，我真的不奢望什么，只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少一些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不幸的悲剧重演——如果这个愿望不算奢望的话）
我是一个不幸的母亲，我可怜的儿子离我而去二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来,我日日哀哀哭泣，痛彻心肺：没想到啊——我儿子坚持要到国内闻名甚至亚洲闻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去治疗，考虑到的是协和医院是一个有先进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的综合性大医院，自己的病能得到彻底的医治，然而,在协和的22天中，由于受到协和医院的某些医生对老区人民的歧视和对生命的轻视，以及某些不合理的医院制度，导致没有得到应有的检查和治疗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儿子郭师强，原在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社保局工作，因病于2004年9月17日自己乘火车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求医。19日上午挂专家门诊号，他在血液科门诊遇到了好心的潘家琦教授，潘教授看了化验结果后马上讲要立即住院，同时开具证明说明病人血液有问题急需入院检查治疗。得知自己血液有问题，我儿心里非常难受，所能安慰的是幸好自己已来到了协和医院,相信自己的病一定能得到好的医治。可是，当他来到住院处准备入院时却被告之血液科没有床位,病再重也得排队。此后我儿天天到医院探问入院之事，负责安排住院的大夫每次都讲：“我们把你排在需住院的第一位，但血液科没有床位，又不会为你加床,你先等等吧。”可怜我儿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天天失望的回到住所。(病情是天天)每天晚上都高烧到40度，冷汗湿透全身,直到9月25号上午11时20分，吐血昏迷被送到协和医院急诊科抢救室。9月26号中午12时35分，我们全家带着出生才三个月的孙子，从江西赶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着病重的儿子，我们哀哭不止，似万箭穿心。急诊科的一位大夫讲：“血液病要真正治疗还是要住进住院处血液科,我们这只能进行抢救和一些常规检查，我们会向血液科反映情况，你们自己也要想办法”。9月26号下午13时40分，我来到协和医院住院处血液科,发现在大门边有一个壹号床位空着，后面病房是否有空床我不知道，因为护士不让我进去。原已住院的病友家属看见我在门前悲哭不止非常同情，暗地告诉我血液科分两个组，由两位医生负责接收病人和主持治疗，一个组是周道斌副主任医生负责，另一个组是王书杰大夫负责；基本上每隔两天就有出院和入院的病人。我哭着跪在好不容易找到的周道斌副主任跟前,求他收下我儿子，救救我儿子，周副主任看着跪在地上痛哭的我，面无表情,只讲“现在不兴这些，没有床位，有空床也要由值班大夫安排，别人也预约了”。我找到另一组负责的王书杰大夫，讲了我儿子的危急状况，王书杰大夫则气汹汹地叫到：“是谁让你们自己来血液科的，有空床位也是别人预约了，你们自己来就是天天晚上睡在血液科门外，也不会安排的”。看着没有一丝同情心的名牌医院的主任大夫，看着躺在抢救室奄奄一息的儿子，我心在流血，叫天不应，叫地不灵。9月27号中午12时30分左右我儿子在抢救室清醒过来，抽了两次骨髓，检查排除了白血病，但白细胞、血小板只有正常人的20%，肯定血液有问题，且脾脏肿大，天天高烧，一天拉几次黑便。看到这种情况，27号负责值班安排入院的大夫讲：“你儿子急需入院到血液科治疗的情况我们都向血液科反映了，真正接受入院的权力还是在于血液科，我们也没办法。”下午16时许,当我再赶到血液科找到主治大夫恳求予以帮助时,依然被冷漠的拒绝。我瘫倒在血液科门口,悲痛欲绝,几位病人家属将我扶到一旁的椅子上,偷偷的告诉我，其实今天血液科四号病人就已经出院，下午三点空了几天的一号病床和当天出院的四号病床被安排了两个老年男士，据说一个是需要照顾的本院职工亲戚，一个是老革命，并且此时四病室好象还有一个空床。
9月28号急诊科抢救室来了一位女大夫（因急诊科每天都要换大夫），她是一位好心人，她看了我儿子的病历，看到了站在窗外我儿媳抱着三个月的孩子，同时还看到了为我遭遇而落泪的病友家属，在我们全家的恳求下,上午10时，她拨通了电话，讲了很久,也许是这位好心的女大夫的话起了很大作用，中午12时50分左右值班大夫突然通知我们可以入院了，是血液科周道斌副主任这一组接受了我儿入院,下有主治大夫凌洁和赵一丹，28号下午15时左右,我儿得以进入血液科，盼望多日入院能得到解决，我儿精神也突然好了许多，全家人为之也感到一丝安慰和高兴。
然而,入院后的几天却成为了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第二天，也就是9月29号上午，周道斌副主任找到我丈夫讲：“你儿子的病很严重，但是马上要国庆放假了，放假期间,我们不会进行进一步检查,一定要等国庆休假后再说，但是，很可能在休假的几天中你儿子就会有生命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丈夫一听，急忙请求周副主任：“我儿子病重已经等待了12天才入院，并且还如此年青,现在是否有办法在国庆休假这几天进行进一步检查,并予以治疗”。周副主任回答的是：“国庆节休假是国务院规定的，你能推翻国务院的规定?”我丈夫是一个老实人，见周副主任这样讲害怕得罪这位以后给儿子治病的权威人士，也就不敢再讲了。
我们一家怀着万分痛苦的心情，度日如年一般期待着国庆节7天假期快快过去。7天中,我儿天天要拉几次黑便，7天中,他天天高烧40余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我每天向值班医生反映，有时候值班的医生说：不知道病情不好用药,有时候,值班医生说他不是负责我儿这一组的。可怜我儿,7天中得到的仅仅是补充营养之类的所谓维持性治疗，身体一天比一天弱。好不容易，盼到10月8号国庆休假完医生上班了，上午,整整7天未见的周副主任终于出现了,他见到我丈夫却讲“你儿子还好，捱到了今天，我还以为等不到我们来上班。”周副主任他明知我儿病情危急却没采取任何救助治疗，失去了一个医生最起码的良知和医德，我儿也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我想周某他也应该会有儿女，如果，是他的儿女病至如此，不知道是否得到的也是这般对待。并且想想这是在我国最好的医院接受到的待遇,我欲哭无泪。
到了10月8号晚上，可怜我儿此时每隔一小时就拉一次柏油样的黑便，向值班医生多次反映，值班医生也是讲：“知道了，明天早上去化验一个大便吧”。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我儿一整夜拉个不停，腹痛不已。
10月9号8时30分左右,我儿子痛苦万分地对我讲：“妈妈我肚子很痛。”我跑到医生的办公室，没找到周大夫,我向王书杰大夫哀求救救我儿子，王大夫讲：“你儿子不是我这组管的病人，你去找他们讲吧。”好不容易找到凌洁大夫,她便叫护士临时去其他科室借止血针，向血库要血浆,却拒绝到病房进行进一步诊断。9时30分左右，止血针和血浆还没借到，我再到医生办公室请求大夫去看看，却被告之“已经叫人去拿药了,我们正在开会”并被赶了出来，10时左右我儿开始呼吸困难，眼睛翻白，我不得已闯入医生办公室，大声恳求，他们才来到病房,并且紧张起来,立即安排几名大夫护士进行抢救，然而,一切都晚了，我儿怀着对人生的眷恋、怀着对协和医院的期盼、怀着深深的遗恨，从2004年9月17号到2004年10月9号，整整22天，被人为的歧视和医院的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导致没有得到应有的检查、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救助，匆匆离开了这个没有关爱的人世，年仅26岁。
我儿刚去世时，赵一丹大夫找到我夫妻讲：“你儿子太年轻、太可怜了，死得不明不白，现在到底是什么病还不清楚，是否做个解剖，对你儿子也有一个交代。”我们当时太悲痛了，没有过多去体会她的话。不能理解的是：我儿住院期间为什么不抓紧时间检查，刚去世却要去做什么解剖去探究到底是什么病因去世？入院以来周副主任的口气和行为并不是积极予以救治：“你儿子还好，捱到了今天，我还以为等不到我们来上班。”——这简直就是在等待病人死亡。对于生命的漠视，就像浸入到血液中的毒汁，时时刻刻都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中。就在我儿去后数日，在医院开住院证明时，医院规定要求调阅病人病历，然而档案室人员不但因病人已逝害怕担负责任而诸多阻挠不予出示，甚至劈头盖脸地说：人都已经死了，还要病历干什么？这就是一个医疗工作者应该说的话么？？？
出于对他们的无情与漠视生命的不满和气愤，我丈夫没有同意解剖。
我儿去了，留下一个三个月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二十多岁的妻子，留下两个哀痛欲绝年老的父母亲……
我要向社会呼喊：在生命面前，人人要平等。为了以后全国像我们这样无权无势无关系满怀希望，千里迢迢来到祖国首都求医的人们，为了千千万万无权无势无关系的普通老百姓不再受到不平等的遭遇，不再受到歧视，在生命面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我迫切盼望能得到有良知、有正义感、有慈悲之心的各界人士以及协和医院的领导重视，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盼望能做到：
1、整顿入院过程中的弊端，遇有危急病人，病房有空床位要先接收及时入院，不能找借口推托，要分病情轻重情况。
2、在节假日，医院不应该大规模的进行休假,其实平时可以进行补休，急病人要及时安排检查，更不应该为了休假视病人生死而不顾。
3、要对生命平等看待，对待普通百姓和有关系、有权力的人士要一视同仁，同时在遇到病人危急时，任何医生都有责任救人，不能推托。
4、对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医生，要作出一个处理。
一个不幸的母亲：刘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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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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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06 01:31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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